卢梭的悲剧
启蒙三剑客
卢梭素来被国人称颂，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最初介绍西学，到“五四”新文化启蒙，卢梭的形象一直高大明亮，被视为人类进步理念的开拓者与举旗人。但从世界学界来看，卢梭的形象早就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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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卢梭与周围人的决裂
卢梭一生中与人交友，善始善终者少，最终都沦为仇敌。如加入著名的启蒙主义团队，又和其中的代表人物狄德罗、伏尔泰等一个个闹翻，招来骂声一片，是人们至今议论的话题。
1742年，三十岁卢梭来到巴黎。这时的卢梭，喜欢音乐也爱写作，“能被伏尔泰注意到”是他的梦想。这一年他与狄德罗相识。狄德罗小卢梭一岁，当时也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巴黎漂泊者。1745年，出版商邀请狄德罗翻译英国出版的《百科全书》，这促使他动念自己编一部法国版本的《百科全书》，不久编辑工作开始运转。狄德罗邀请卢梭写《百科全书》中关于音乐的章节。这时他俩的关系还不错。
狄德罗的文章曾触犯权贵，有过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卢梭时常去探望他。有一次在前往监狱的路上，卢梭看到一则第戎学院征文比赛的广告，便把这个广告的内容告诉狄德罗，在狄德罗的支持帮助下，卢梭获得大奖并从此被文坛认可。但时过境迁，卢梭与狄德罗关系发生变化。
1757年，卢梭对狄德罗所著的《私生子》作出评价，在相互间的争辩中，不知不觉使用了过激的言词，这使两人的友情产生裂痕。第二年,卢梭又发表《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看上去是反对在日内瓦建造剧院，而实质上矛头直指狄德罗，此因狄德罗坚决主张通过建造剧院，构筑市民公共空间，借以扩展话语场所以传播启蒙精神。
卢梭公开了这封信，终使狄德罗将其视为陌路。卢梭日后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中写道：“因为他们（主要指狄德罗）是无神论的狂热的卫道士、是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无法容忍别人在任何一点上与他们存有歧义，他们会因此愤恨不已。”
早在1755年，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也从思想上拒绝了卢梭，成为卢梭一世的仇敌。这就是伏尔泰。卢梭曾写了一篇论文名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表达这样的观点：人类在社会进化的进程中产生私有财产，并形成私有制，成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卢梭把这篇文章寄给伏尔泰。不久伏尔泰回信，第一句话就说：“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显然，伏尔泰对卢梭的学问与社会态度，不是支持而是反对。伏尔泰的心目中，卢梭何止思想保守，十足一个复古返祖的倒退论者。
伏尔泰比卢梭年长得多，对于这位学林后辈，给予的不是热情的扶掖而是尖刻的讽刺。他在信中还加重语气，继续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
1766年卢梭远走英国，为的是躲避政府与教会对他的通缉。此年秋天，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更加糟糕，伏尔泰在多个场合责骂卢梭：“满肚子都是坏水，他是一个傲慢、凶残、卑劣和反复无常的恶魔」。这样的话语传到卢梭的耳朵里，令他不胜烦恼悲哀。
因种种的原因卢梭生前总不被人待见，不仅应对来自统治者的迫害，他既往的朋友在他晚年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纷纷离他而去。更有甚者，人们揭示他生活中的隐私，责骂他是疯子、遗弃子女的懦夫与忘恩负义的人。这让他精神蒙受极大的痛苦，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
二、“暴政”之父？
卢捘逝世之后依然不得安宁。有人说他倡导自由，有人说他崇拜暴力；有人说他鼓吹平等，有人说他支持暴政与极权，悲乎卢梭！人们创造了一个概念：“多数人的暴政"，并将此“暴政”与卢梭联系起来。
说起“多数人的暴政”与大名鼎鼎的法国大革命专家托克维尔有关，他没有站在卢梭一边。托克维尔，一名“贵族青年破落户”，1831年赴美国考察，回来著《论美国的民主》。在书中，作者确认社会从贵族制向民主制演化是历史大潮，平等与民主终将在每个健康发育的社会变为事实。后人评论此书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考察新大陆，首次将美国社会面貌向世界作真实披露。
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托克维尔说：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人的统治是绝对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问题是，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总是对的，由此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托克维尔称，这一种暴政，具有无限的权力，它以多数人的名义行使，实是暴民政治、群体肆虐。他总结法国大革命教训，指出罗伯斯庇尔施行的就是这样的暴政。托克维尔留出一个想像空间，让人想到被罗伯斯庇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卢梭无法摆脱与这场暴政的思想纠葛。
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1916－1980年）著有《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他指出有两种民主，一是“自由主义民主”，一是“极权主义民主”。前者具有普世意义，而后者“将社会存在方式强加于个人”，是基于底层狂热的专制主义。这个主义的本质是希特勒主义，卢梭所谓“公意”精神，是冠以民主之名的极权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英国政治学者洛克指出，公意是社会统一的意志，也称公众意志，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与争议，最后投票决定。而卢梭对公意的诠释偏于唐突与激烈，他强调公意不可变更、不容辩说、不可不服从。其为绝对权威，反对公意的人将失去社会成员资格，被驱逐或处以死刑。服从公意的本质是服从自己，是人类通向自由世界的唯一出路 。卢梭理论以“人民”为外衣，迎合底层激进情绪，以行专制主义。
学者袁贺围绕卢梭评价作考察时关注到贡斯当等人的卢梭认识。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年)，法国政治评论家，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贡斯当生活的年代与卢梭时代前后衔接，堪称“卢梭问题”最早发难者之一。他指出人们对卢梭思想的恭维出于一种精神的错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貌似宣传“自由”，“实际上是对各种暴政的最可怕的支持。”在贡斯当的笔墨中，卢梭哪里是民主的勇士、自由的旗手？法国大革命硝烟太浓，流血过多，是一场可怕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卢梭正是用《社会契约论》为导火线，引燃革命的火焰，最终成为可怕的“暴政支持者”。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希尔·格林则为卢梭辩护，指出卢梭是哲学理想主义的先驱，他的理论很好地阐明了政治义务的原则。希波来提·泰恩则认为卢梭是“ 民主同意”原则的奠基者，卢梭有关政治的有益学说都源自他的“社会契约论”。
显然，早在19世纪卢梭逝世后不久，关于卢梭思想定位的争论已经沸沸扬扬，躺在巴黎先贤祠的卢梭如若棺廓有知也当惊愕不已。
尼釆 北一辉
三、尼釆、北一辉之同类乎？
卢梭果然是“少数人暴力”的倡导者吗？他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果然如尼采与纳粹运动。卢梭可比作尼釆吗？法国大革命与纳粹运动是一回事吗？
一张摄于1934年的旧照片，希特勒的头像。闭上眼晴就可以想像得到的冷酷与病态的敏感，头颅向左侧微倾，凝视着水平方向的一尊雕像。这是尼采，眼神低垂，一缕头发披挂在眉梢上。
尼采似乎没有发觉这位用权杖与战刀拨弄地球，引来战争祸害的狂人，此刻正谦逊地站立在他的身旁，向他致敬，或者轻轻发问，准备讨教些什么。1934年，希特勒刚刚成为德国元首，随即将民主共和的德国倒退为纳粹法西斯国家，不久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张照片引人深思，是谁，是什么影响了希特勒，最终引发纳粹灾难？希特勒与谁，又是与什么发生了交汇与纠结，结果点燃烈火，焚烧世界？
一个女人影响了她，她是爱娃·布劳恩，1945年4月和她举行婚礼，随后一同自杀于地窟。是瓦格纳的音乐影响了他，他的许多罪恶的命令让千万条活脱脱的生命瞬息为鬼，而这些命令构思与下达之际，瓦格纳铿锵的旋律正余音绕梁。
然而给予希特勒最大影响，对其思想发生震撼的还是尼采。尼采（1844－1900年），德国现代哲学的开拓者，既有深邃如渊的思想又具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常用优美动人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著名思想家兼诗人与散文家。
尼采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传播最广的是所谓“权力意志论”。他说：权力意志，可用来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生命中最基本的驱力为权力，最宝贵的品质是夺取权力的意志。宇宙变幻、万物生长，及至于人的思考与行为，皆因权力而发动，若无权力则归于死寂。希特勒接受尼采思想洗脑，把尼采奉为精神导师，及至跨台前夕，不忘在墨索里尼生日时送他一套《尼采全集》。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与強权哲学为德国法西斯运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没有希特勒就没有恐怖强暴的纳粹运动，进言之没有尼采就没有希特勒。归根结底，一场法西斯悲剧诞生于慕尼黑酒店餐桌上一部打开的书籍。封面上写着：尼采著：《悲剧的诞生》。
一个类比效应在人们潜意识的深处发酵，那就是将法国大革命，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当政时代的恐怖运动类比为希特勒的纳粹狂潮，把罗伯斯庇尔想象为希特勒，而影响罗伯斯思想与行动的卢梭就成为尼采。就像尼采要为纳粹狂潮承担思想的责任，卢梭也要为罗伯斯庇尔恐怖运动担当精神罪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也是一场暴力“革命”，煽动者是一名与卢梭神似的穷困书生，他的名字叫北一辉。
差不多的生世境遇，差不多的才气逼人，也同样辗转在社会的底层，目睹社会的不平与无义，鼓吹用“革命”作社会的颠覆与人世的解救。他指出悲伤日本的美好景愿：纯正Socialism。他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暴乱兵士人手一册。结果是，思想起了风暴，引发血火之灾。
许多年之后，人们还在思考，如果日本那场兵变，那场发自“底层”兵士的造反运动获取胜利，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回答是一个坚强的军人政府、东方型态的法西斯权力机构将因此建立。然而，这场兵变没有成功，哗变军人遭遇镇压，北一辉也因是这场暴力运动的精神指导者而被政府捉拿刑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云诡波谲，向极为蹊跷的方向发展，这场由一个“书生”，点火发动起来的暴力运动表面看是失败，事实是如同引爆一颗巨型毒气炸弹，所产生的神经毒害不可估量。北一辉死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最终完成对日本人的全体“洗脑”，以此为发端，一个北一辉预设的极权政府走上前台。
人们可在如何评价卢梭的问题上找到方法论的启示，一种偷懒的简单类比的方法论，然后依照某个逻辑思维运作。一个人，一本书，一种思想，引发一场运动，像一星火种引燃山火。卢梭就是这样一个人，卢梭的一本书是《社会契约论》，这本书给予罗伯斯庇尔等革命者以巨大的思想冲击，是卢梭的思想“引燃”了法国大革命。
卢梭与北一辉各自创设一种精神，引发一场运动，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在日本是“昭和维新”，这二个运动具有暴力与极权的共同特点，那么一个类比的极妙结果就这样产生：卢梭与北一辉都是暴力与极权的代表，都应该绑上历史的耻辱柱，被世代唾弃。尤其是卢梭，他头顶所有的光环都要吹灭。
他不再是人类共同价值一一自由、平等、博爱的诉求者与代言人，而成为暴力、集权、仇恨等一切人类忤逆思想的吹鼓手与践行人，抑或是“集体暴力”的发明人与初作俑者。法国人既往的思路错了，应该把卢梭遗骸迁出神圣的先贤寺。如此思想的颠覆，你能接受吗？
四、伏尔泰：“成熟”市民的代表和其理论
说到法国启蒙运动，人们会想起“启蒙三剑客”这个称号，“三剑客”指的是孟德斯鸠(1689-1755年）、伏尔泰（1694-1778年）与卢梭(1712-1778年）。这样写出三位思想家的名字，本没有英雄排座次的意思，只是根据他们三人的生卒年代的先后，顺次排序。
三人中孟德斯鸠年龄最大，他比伏尔泰早生五年。卢梭辈分最小，他比孟德斯鸠小二十三岁，比伏尔泰小十八岁，依照中国习惯，如见两位前辈，当叫一声老师了。
人们讨论卢梭，总爱拿伏尔泰与之比较，这也许是因为两人不约而同，都在1778年驾鹤西去，而且此后遗骸都被请入法国先贤祠，且几乎棺廓同穴，并臥而眠。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两人生前关系密切，虽师生相称，却怒目为仇。
伏尔泰自幼生活在法国专制制度的压迫之下，萌生冲决中世纪罗网的坚定意志。成年之后，则以如椽之笔对封建制度与教会思想作无情的攻击，对王室与贵族的糜烂腐朽作深刻的揭示。
他站在天主教会的对立面上，将教士“虔诚”、“仁善”的外衣一一剝除，告诉人们他们的本质是贪婪，他们的“职责”是愚民。在他的笔下，教士是“恶棍”，教皇为“禽兽”，他们组成“邪恶的势力”顶着上帝的名义，蒙蔽人民的眼睛，毒化社会的空气，阻止社会的进步。
如果说卢梭还是一个信神者，那么伏尔泰堪为无神论者，他已下定决心从宗教的营盘里出走，表现出毫不犹疑的决绝之心。这一点是卢梭做不到的，也是他与伏尔泰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卢梭最先信仰基督教新教，而后改宗为天主教，最后又皈依于新教，兜兜转转，一世伫足有神论的疆域，未出雷池一步。
伏尔泰被投入巴士底狱近一年，因为他在1717年，书写讽刺诗，影射加直击，不遗其力地将宫廷淫乱揭示于世。在狱中，他创作悲剧《俄狄浦斯王》继续他的反封建宣传，首次使用“伏尔泰”这个笔名。1726年，因攻击朝政，再次锒铛入狱，获释后被逐出法国，流离失所。他前往英国，特地去实地考察洛克著名的“市民政府”理论，形成适合法国社会实际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
约翰·洛克是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他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并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三个代表。洛克出生于基督教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担任地方法官书记，母亲是一名工匠的女儿。洛克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作为世界学界的共识，洛克是欧洲启蒙时代的精神鼻祖。他带动了法国现代思想的进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其思想的追随者。他的理论还渗透到美国立国精神中去。洛克最著名的著作是《政府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人权理论，即“人的自然权”的理论，又称“天赋人权论”。这个理论与维护残酷腐朽的封建王权及贵族特权的“君权神授”理论针锋相对，明确指出：“人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市民政府等一套学说，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论”联成一个大体系，将人类现代化理论推向其顶层。
1734年，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版，系统介绍洛克思想及英国政治制度、社会哲学，成为“投向旧制度的一颗炸弹”。因此原因伏尔泰被逐离巴黎。伏尔泰晚年的最后时刻回到巴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巴黎剧院上演他的新剧《伊兰纳》。演员们将他的大理石塑像捧在手里表示对他的敬仰。同年5月30日，他因病死去，埋葬在香槟省的一个教堂里。1791年，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他的遗骸又被迎入法国至为哀荣的先贤祠。柩车上有一行文字：“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皆属于成熟的市民阶级，因此站在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书信》中告诫国王：“如果君主不能给自己的臣民创造幸福的生活，反而想压迫和毁灭他们，那么，服从的理由就没有了。” 《法的精神》一书是孟德斯鸠30年心血结晶，书中主张效法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温和的改革，实现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分设、分立、分权，各自独立。他的主张与伏尔泰相近。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的主编，他大量吸收和传播当时哲学家们的新思想，许多观点尖锐地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是“百科全书派”至关重要的人物。
霍尔巴赫(1723－1789年)是德国人，生于巴伐利亚一商人家庭，后移居法国，曾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继承遗产和贵族封号，人称霍尔巴赫男爵。他参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属“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
以上诸人的政治理想与行动纲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高于中世纪王权社会的进步社会。他们的哲学也闪烁理性的光彩，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唯物主义者。
他们努力发现人的自然本质与权利，维护人类现世幸福。他们相信人类进步如登山观日，终将经历野蛮的原始时代、黑暗的中世纪，登上可以见到光明的现代社会。他们对社会进步抱有信心。他们的思想与同在第三等级中的底层民众，即农民与城市贫民的意念存在距离。
他们认为农民和城市贫民因为没有上升到“市民”的阶层高度，是“被剥夺了智慧和理智的”（霍尔巴赫的话）一群。他们不懂得社会进步的道理，甚至主张退回到野蛮的原始社会中去（卢梭有此主张）。他们不知道人的基本权利即健康权与幸福权是建立在个人的财产权之上，他们从落后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私有制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希望建立虚妄的“道德王国”（卢梭也有此说）。
在伏尔泰等人看来农民与贫民的唯一特长，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动流血骚动与制造恐怖，对于他们必须时刻怀有戒心，因为最终目标不同，社会理想不同，“革命”手段不同，虽可为一时的反君主专制的目标走到一起，但也只是一时的利用，最终的分道扬镳以至于反目成仇在所难免。
五、卢梭：“未成熟”市民的代表及其“革命”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已形成区别于由王室、贵族、上层僧侣等的第三等级。这是一个革命与改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诞生与壮大，酝酿着巨大的风暴，将法国带入大革命的洪流，宣布封建贵族统治的灭亡与市民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伟大而肩负历史使命的社会“等级”。
“第三等级”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里，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阶级，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社会思想。在反对封建贵族统治，推翻旧王朝这一点上，他们的要求是相同的，这一点决定他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走到一起来。
他们一时形成统一战线，然而当统一的目标眼看实现，其内部的分裂就会即刻显露出来。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由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组成，本来所有的革命者都聚集在雅各宾派的旗帜下，而结果是到了一定的时刻，遂有吉伦特派的出走，最终出现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
所谓第三等级，还包括以下的二种基本人群。其一是广大小农群众，他们人数众多，铺天盖地。他们命运最苦，承担着封建剥削和国王课税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地位最低，处在社会分等结构中最低层的部位。他们对封建王朝仇恨最深，反抗性最强。
一旦革命起来，他们瞬间成为被点燃的“干柴”，足以将旧王朝葬身火海。他们的缺点在于提不出革命的理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与世界上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可以掀起种种骚动与造反，无非是要摧毁一个旧王朝，然后建立一个新王朝。
他们不愿放弃农村公社传统，反对按照资本主义新方式经营土地。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无非是“成者为王”成为新皇帝与新贵族，然而其结局却多数是“败者为寇”遭遇镇压与杀戮。
其二是城市小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他们渺小的资产与贫弱的身份，无法与工厂主、金融家比肩，无力与机器大工业竞争。他们反对机器的发明，进而对科学进步表示疑惑。他们与小农一样，革命性甚强，但反对资本市场制度，眷顾原始社会生产与分配方式。
卢梭出身于城市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以后又一度沦入城市贫民的境地。他来自第三等级的底层，这决定他的立场，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及狄德罗不同。卢梭提出坚定、激烈与决绝的革命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为他的革命论服务的，为获得生存、发展与繁衍的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条件，人民组合成共同体即国家，又推戴出他们的统治者，统治者获得权力，是与人民签订“契约”的结果。
这个看不见的“契约”规定，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统治者一旦发纵淫乐、贪污腐败，人民将造反革命，将统治者打翻，取消他的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
卢梭大声疾呼：既然暴君依仗暴力蹂躏人民，人民就有权用暴力推翻他。勒赛克尔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中说到卢梭深得马克思赞赏，因为他“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 （马克思：《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卢梭的社会发展观也与伏尔泰等人严重相左。他盛赞原始时代，那时人类没有家庭，没有住宅，没有财产，不会互相攻击和掠夺，相互怜悯和保护，蔚然成风；人的各种机能、欲望和情感尚未发育，享受精神与政治的平等。后来因冶金术等科技的发明，人类既创造财富也产生私利，导致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促使人类欲望丛生，道德堕落，贫富不均，人与人斗，处于残酷的战争状态。同时，社会的规则与法律产生，一概保护富人欺压穷人，人类的不平等日益加剧。
这使人想起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梅叶（1664－1729年），诞生在法国香槟省马泽尔尼村，父亲是一个农村纺织工人，曾做过神甫，但屡遭受统治者迫害，死后有《遗书》传世。他也鼓吹暴力革命，号召农民消灭王室与贵族，铲除私有制，建立全民公有的美好社会。
卢梭的革命论、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市场论、韦伯的新教伦理，此为人类走向现代的“现代化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规定了市民所要到达的理想社会的指标元素。首先要进行革命，铲除中世纪腐朽与黑暗的社会制度。
卢梭的贡献在于他的“革命论”，拜得卢梭的“革命”，法国走向现代，然而此后法国政治的长期经营，釆用的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卢梭学说被渐次质疑与遗弃，一如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于“热月”后的失势，直至今日也非正统。从这个视角观察历史，或可探知卢梭与伏尔泰决裂的原因。
上面盛邦和先生的文字比较柔和，还带点历史决定论的意味，而刘仰先生对卢梭的剖析更加锋利些。休息一下，
卢梭理论的危害
刘仰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Wells说：“从整体上看，卢梭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他的学说不但批判了现存的社会结构，而且批判了一切社会组织。……卢梭思想的盛行，使那种通过感情冲动和纸上谈兵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倾向大大增加。”（韦尔斯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曼叶平、李敏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下卷第660页）。一般来说，对于卢梭的思想，英美学者批评较多，法德学者肯定较多。
卢梭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是自然权利说，也称为“天赋权利”，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人天生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所谓“人人生而自由”，但是，“却总在枷锁之中”，也就是说，历史和文化给人们造成了一系列的枷锁。因此，要获得“天赋权利”就必须打破一切枷锁。与此同时，卢梭也明确地表示，原始人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是一个日益堕落的历史。由此，要享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就必须打破一切历史、文化造成的禁锢。这就是卢梭思想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这种破坏性，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首次体现。
以后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每一次“革命”，几乎都以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为基本行为方式。哪里受卢梭思想严重影响，哪里就会出现对历史、文化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不管是否以暴力的形式，理论上无一不是为了实现新的自由。然而最终的结果呢？凡是对历史、文化破坏严重的地方，几乎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新自由。就好比法国大革命，革命一次，复辟一次。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再革命一次，再复辟一次。最终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没有建立卢梭所谓真正的自由。反而在现代的法国，将自己历史上所有专制时代的光荣、伟大，都当成现代的骄傲。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认为，原始社会的理想状态中，人们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便出现了，人类社会也就渐渐变成为了保护财产而形成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保护财产的不平等而遭人痛恨。比卢梭稍早一点的英国人洛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同，洛克不认为应该否定私有财产，而把财产视为政治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卢梭与洛克的观点相结合，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否定私有财产，二是财产的平均化。因为，只有公平的财产，才有公平的政治权利。换句话说，政治民主必须经由财产民主而实现，每个人政治权利的平等，必须建立在财产平等的基础上，这就是极端的民主。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就有过平均财产的要求，但是，最终没有实现，英国人比较成功地化解了这个政治要求。想要平均财产的清教徒被赶出英国，后来去了美国。但是，逃到美国的清教徒，也就是被无数人讴歌的“五月花号”，实质上也没有实现财产的平均主义。关于美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后再说。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共有财产的观念虽然也有出现，但不如平均财产的观念强大。这个举动必然造成拥有财产者的反抗，造成社会的严重冲突，因此，杀人、剥夺就变成革命的必然。
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以人民的名义。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把很多人送上了断头台，以人民的名义。1794年罗伯斯庇尔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还是以人民的名义。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同样是造成暴力的重要原因。按照卢梭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在组成社会后，形成共同的契约。理论说起来容易，如何实践呢？与每个人签合同？个人同谁签？卢梭说，要形成一个“公意”，每个人把自己的权利（除了自由之外）和财产，让度给这个“公意”，便形成了政府。我们知道，卢梭的“人”从来不是现实的人，虽然他将原始人作为推崇的对象，但是，卢梭的“人”在真正意义上，是一个抽象的人。于是，由抽象的个人所形成的“公意”，也变成抽象的“公意”。我们看到，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民”成为这个抽象“公意”的拥有者，但究竟谁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从法国大革命以后200多年，始终没有搞清楚。因此，在社会实践中，便出现了雅各宾的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的独裁，只要声称拥有了“人民”的支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便拥有了“人民”所赋予的一切权利，雅各宾的暴政由此而来。人民的公意仿佛是一把尺，不合长短要求的，要么在统一的思想教育下获得标准化，要么自动增减，要么从肉体上消灭。而这把抽象的尺，几乎可以随意解释。
由此，我们看到卢梭思想的危害：为了自由，必须破坏一切历史文化遗留；为了平等，必须剥夺或均分一切现有财产；为了民主，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自由、民主、平等变成绝对的社会准则，暴力也由此诞生。而暴力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真正的美好，而这个美好，由于抽象的“天赋权利”，也成为一个抽象的崇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任何将“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化、神圣化的做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它很可能就是暴力的伪装。
卢梭的思想从源头上制造了一个人类社会抽象的美好开端，又在终点上假设了一个理想化的结局，于是，一切过程都变成是压迫。从头再来，一切从源头重新开始，便成为以后历史经常出现的状况，并拥有了“革命”这个天经地义的称呼，一个在最高道德名义下使用暴力的权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如果从东非的“夏娃”算起，有几百万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天赋权利”的理想状态。人为制造“天赋权利”的观念，在历史的现实中，找不到任何的真实基础。它只不过是基督教“天堂”概念的翻版，区别在于，“天堂”在死后，因此，人人应该在现实中老老实实，死后就能幸福。而“天赋人权”在诞生之时，因此，为了现世的幸福，就必须破坏诞生后经历的一切。
这个空想的“天赋权利”具有很大的诱惑，一次次造成割断历史、从头开始的“革命”，而每一次割断历史，都是一场悲剧。当这种思想与民族主义结合，寻找道德高尚的原始人，就变成寻找血统纯洁的种族源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所夸耀的德意志民族的光荣，都来自被基督教“污染”之前的远古历史，其思想根源，与“天赋权利”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因为，越是在历史遥远的深处，单一种族所拥有的“天赋权利”就越真实，越纯洁。这种抽象的“天赋权利”，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仿佛变成是一个种族失落已久的灵魂。
卢梭思想所营造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抽象的“天赋权利”，一方面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张扬，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是普世的价值。而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种普世价值的推广，也是灾难和暴力的根源，并且由于普世的光环，使得暴力、武力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韦伯
评论
盛邦和先生旁征博引，帮我们梳理了卢梭革命思想的来龙去脉，让人受益匪浅。但他把卢梭的革命论、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市场论、韦伯的新教伦理，视为人类走向现代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就象在糖醋排骨里面加点辣椒，口味有点混乱。而最后的小结：“拜得卢梭的“革命”理论，法国走向现代。”历史正好相反，卢梭的“革命”理论，让法国的政体混乱失序，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帝制。1792年法兰西成立第一共和国，1804年被拿破仑·波拿巴推翻建立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称雄欧洲。1848年法兰西又建立第二共和国，1851年被推翻，翌年夏尔·路易·拿破仑称帝建立第二帝国。
刘仰先生对卢梭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剖析，值得反复阅读理解。他认为卢梭的问题是把“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概念绝对化、神圣化，这个结论稍显简单。从政治学角度，没有什么概念是绝对的，既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平等，卢梭怎么可能使之绝对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卢梭根本没有深层次理解“自由、民主、平等”的概念。自由需要边界，否则就没有自由；民主需要制约，否则就转为僭主；平等是指人格，否则就沦为平均。在法国近代思想家中，唯一对此有深刻见解的，是本杰明·贡斯当，他剖析的古典自由和现代自由，更加贴近英国思想家的解读。
拿破仑说：“无卢梭则无法国大革命。”。但是我们应该认知，思想无罪，行为才有罪。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并非是卢梭的责任，卢梭只是向法国人提供了一种解释；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暴行，也不是尼采的责任，尼采只是向德国人提供了一种思想。自人类社会诞生，各种乌托邦思想，一直都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卢梭的革命理论，其实可以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二千多年前亚老师把政体分为六类：
正宗政体 （全体受益） | 变异政体 （个人受益） | 谁统治 |
君主政体 | 僭主政体 | 一人 |
贵族政体 | 寡头政体 | 少数人 |
共和政体 | 民主政体 | 多数人 |
如果亚里士多德在九泉之下看到卢梭“人民主权”论，肯定会冷笑一声：“二千多年过去了，人类怎么越来越蠢？”
卢梭一边对他人进行道德大批判，一边大声呼喊：“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地牺牲自己。”满满的道德高地，都让自己无比感动。事实上，周围的人看到的，却是他的刻薄寡恩、遗弃子女和忘恩负义，实为白左典范。
归根到底，各种乌托邦的革命理论，是建立在道德批判的基础上，把社会秩序的问题归结为部分人的道德问题，因为这些坏人道德堕落，才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此类革命理论，忽视了人类的有限理性，回避了人性的普遍性。即使打着建立美好新世界的旗帜，以革命的名义推翻旧秩序，但当道德压倒规则，事实上没有可能建设新秩序，结果自然是缘木求鱼。我们看历史，一次次革命的结果都是恢复旧秩序，“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从某种意义来说，卢梭的所谓“革命”，其实就是“复辟”。以法国为例，自由Liberté、平等Égalité、博爱Fraternité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法国人眼中，推翻共和国称帝的拿破仑是大英雄，后面复辟称帝的拿破仑三世也还不错，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吗？大革命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直到第五共和国，在戴高乐大大扩张了总统权限后，法国政体才相对稳定下来。相比美国稳定的宪政制度，法国人面对大民主高福利下的社会危机，已经开始讨论何时建立法兰西第六共和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
看清卢梭，远离白左；
你的幸福，自己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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